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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涉黑涉恶信访问题的调研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9-01-25   信息来源:九三学社衡阳市委                        作者: 周铁军 刘名辉      浏览量: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是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地拆迁、项目建设,以及退耕还林、粮食直补、农村低保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和制度的大力实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一些深层次的矛盾纠纷也随之接踵而来。加之农民思想觉悟的提高,尤其是民主意识、维权意识和监督意识的普遍增强,使得农村信访举报量骤然上升,且一直保持居高不下的态势。在这些案件中一些关于农村涉黑涉恶的信访投诉,有的是举报村组干部涉黑涉恶并利用职权操控村支两委为个人和家庭经济利益服务的,也有反映乡镇干部与村组干部相互勾结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虽然数量不多,但造成的影响却是恶劣的,也是深远的,有的还对各级政府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被动。为更好地了解产生这些信访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加大力度化解由此而产生的信访案件,我们就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农村涉黑信访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与探索。

一、农村涉黑涉恶现象的表现形式

在个别农村地区,涉黑涉恶势力急剧膨胀,表现为

1、黑恶和宗族操控基层选举。通过控制贿选等手段进行所谓的“民主选举”,达到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目的,这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组织的一条重要途径。黑恶势力之所以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合法”地窃取农村基层政权,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的选举并不是真正“民主”的,而是由乡镇领导“主”或黑恶势力控制的民主,这些“村霸干部”大多通过假选、贿选乃至强选上台。而在一些地方,由于一些大的宗族人数众多,完全能够左右选举结果。他们凭借人多势众和血缘关系,很容易在选举中胜出,胜出者往往就成为宗族利益的代言人,结果一个家族长期把持一个村,且只为本族利益服务。这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民主,且体现了“多数人”的意志,却并非正常的村务管理体制。而一旦宗族势力与黑恶势力相结合或转化为黑恶势力,这种“民主”就会成为黑恶势力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合法”武器。数年前,城乡结合部某村选举,村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自己的心仪的村主要负责人,但是却触动了落选原村主要负责人的利益,该落选人便通过其他手段,在上级的干预下使此次选举作废,再以隐蔽半贿选的形式再次当选,差点酿成了集体上访事件。

2、地方经济能人政治私欲膨胀。党的富民政策让农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年轻有为”、“精明强干”,又慷慨解囊、扶贫济困,能为村里办好事办实事者不在少数。但也有少部分人党性意识不强,自我修养跟不上时代发展,自恃财大气粗不可一世,对村民施以恩惠捞取政治名声拉选票,得逞后称霸一方,横行乡里,并充分利用合法的政治资源,通过金钱开路等手段来保护和发展其黑恶势力。

3、乡村政治精英“化红为黑”。一些黑恶势力的代表人往往过去是当地的村支书或村主任,有的还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为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过贡献。这些党员、干部生于斯长于斯,具有一定群众基础,也受到领导和上级组织的信任,由于工作努力而成为基层政权的领导者,但不少人因为年龄较大、文化素质低,平时不注重加强党性修养和思想道德教育,抵挡不住物欲诱惑,一味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以满足个人私欲。还有一部分政府官员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和法律意识,逐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往往利用职权,以其封建家长式作风控制当地基层政权,并凭借团伙势力进行种种犯罪活动。

4、个别基层领导有意识的纵容和扶持。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执政能力缺乏,又急功近利,借助黑恶势力“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维护稳定。如被中纪委点名的深圳市沙井街道原党工委书记刘少雄,多年来充当“沙井新义安”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纵容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在个别地方就出现了由于资格政审把关不严,使有个别刑满释放人员也进入“村支两委”班子,群众意见很大,影响了政府公信力。

二、产生农村涉黑涉恶问题的原因

1.利益之争。农村涉黑涉恶问题的产生,一个最重要的诱因就是利益之争。有经济利益的诱惑,就难免会产生矛盾和纠纷。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特别是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项目建设等涉资巨大,又需要当地村组干部大力配合的情况下,个别村组干部就为了个人和家庭利益动起了损公肥私的歪念。他们有的打着为村民谋利益的幌子,与政府讨价还价,故意哄抬价格,却蛇鼠两端,赚取巨大差价;有的故意鼓动当地群众漫天要价,然后充当居中调停人,捞取好处;有的甚至暗地与社会上一些不法份子勾结,直接跳出来强揽工程项目,不达目的不罢手;更有甚者本身就是当地的村霸,危害地方,群众敢怒不敢言。他们一些人在工程项目中挣足了经济利益,短短几年就成为当地首富。钱袋子鼓了就开始将触角往政界拓展延伸,扶植利益代言人,拉拢当地官员充当保护伞,结成利益同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沆瀣一气者有之,招摇撞骗者有之,损公害民者有之。还有的村支书为了让自己能够长期当选,贿选、恐吓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个别村主要负责人因自己年龄原因必须要退下来,就想方设法在村里物色能够让自己长期幕后把持村务的代理人、过渡人,并为自己子辈接班做铺垫。某村一村支部书记年逾6旬,按照要求已经不适应再担任村支委主要负责人,他便通过扶持原村支部副书记担任支部书记,自己却在幕后操控,而且还清晰地和其扶持的对象表明,将来要为自己的儿子接班做准备。还有一村因工程项目建设和征地拆迁等,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村内两大宗族为争夺村支两委负责人多次发生群殴,导致多年没有选出村委班子,工作陷入瘫痪,他们还多次串联到省赴京上访,影响恶劣。

2.权力之争。村组干部虽然不属于国家政府序列,是村民自治组织,但是随着国家对基层的重视不断增强,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待遇不断提高,村级党组织威信的不断提升,国家和地方也纷纷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可以从村、社区干部中择选优秀干部定向通过公务员考试和地方事业单位招考设定岗位等方式,走上乡镇领导岗位,村组干部的吸引力也随之提升。一些农村干部就开始在政策上做功夫,想方设法迈上新台阶,为今后获取更大的权力而卯足了劲。

3.上下勾结。毋庸置疑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也有极个别的害群之马,他们为了一己私欲,上下勾结,充当犯罪的保护伞。这种行为破坏了党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农村黑恶势力通过向基层政权或基层组织渗透,腐蚀了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干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激化了干群矛盾。当个别黑恶势力控制和把持基层政权后,其对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往往采取压制、不作为的态度,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及其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激化了人民群众与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矛盾,导致“群体性事件”、“越级上访事件”多发。一些县市区为简易化解决因村级选举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和上访事件,采取的不是直面矛盾,而往往是因繁就简,直接将村改为管理处,这样就可以不需要通过村民选举直接指派两委负责人,结果很多时候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矛盾。

另外,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当前农村涉黑涉恶问题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如犯罪组织的商业化运作;犯罪组织的机构化,公司制;犯罪手段的专业化,智能化;犯罪模式的模块化、分散化等。这些无疑给定性、取证和打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也相应地对执法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铲除基层滋生黑恶势力土壤的对策建议

如何化解当前农村涉黑涉恶问题,经过调研和分析,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执政基础在基层,没有最广大基层群众的信赖与支持,何谈厚植党的执政之基。没有一个组织健全、充满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基层战斗堡垒又如何能够带领人民群众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因此,我们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特别是村和社区党组织建设。要理顺市场经济下基层政府的职能与工作机制,完善和创新农村管理体制,要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上做文章,真正做到贴近群众,尊重群众,服务群众,以赢得群众对基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同时基层党政干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化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从而在思想上构筑起坚固防线,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以增强自身拒腐防变的免疫能力。

2、完善基层政治制度。黑恶势力操纵农村经济、把持基层政权,长此以往,丛林法则盛行,基层民众心理崇暴化,政府官员行为的黑恶化,以及基层政府公共行为的非理性化将是必然趋势。针对目前农村现阶段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研究一些上访户的诉求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防范官员的黑恶化,还是防范黑恶势力的官员化,都要依靠完善而严格的制度,来规范基层政治和社会运行。特别是在改革从经济体制深入到政治体制的阶段,务必警惕黑恶势力利用民主化、法制化的社会进程,取得合法外衣,并从经济领域渗透到政治领域。因此,要加强村民委员会自身的建设。民主发展中出现问题仍然需要通过推动民主来解决,在基层民主选举中,需严格审查代表资格,对村支两委特别是“一把手”进行民意测评,以免带病上岗,并加强对选举的监督,由上级党委、政府进行全程介入,以免经济贿选、暴力逼选、宗派垄选等情况发生。规范村级组织的运行机制,落实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制度,必须及时改选、撤换带有明显黑恶势力或类似倾向的农村基层干部,防止黑恶势力渗透到基层政权中去。

3、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我们要加强宣传教育,利用通俗易懂的宣传教育形式,教育和引导农民增强法律意识、民主意识,自觉地运用法律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大力弘扬社会正气,凝聚正能量,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道德取向,培养起良好的民风、村风和乡风,使农村恶势力团伙失去滋生及蔓延的气候和土壤。不断加大农村普法力度,重点是针对农村地区的法治教育,提升村民的法治意识,让他们认识到一旦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不法侵害就能够知道如何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4、加大涉黑打击强度。继续严厉打击黑恶势力,防止其势力扩大更是必然的手段。黑恶势力有其滋生、发展和蔓延的过程,这就需要对黑恶势力坚持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的方针,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进一步强化政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信息共享、工作联动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向社会表明打黑除恶的坚强决心,加强对群众的反黑知识宣传和法制教育,坚持群众路线,拓宽和畅通信息反映渠道,号召和鼓励群众检举揭发,匡正社会风气。尤其是对本系统、本行业、本部门干部职工直接涉黑涉恶、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工作中受黑恶势力滋扰等情况及时将线索移交相关部门,推动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有效衔接,形成打击合力。此外,各地对于出现长期危害群众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乡镇、街道党政领导和政法干警,还应落实“打黑除恶”责任追究制度,尤其用重典打击基层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对出现类似黑恶势力且长期逍遥法外的地方,应追究相关人员失察之责。反腐肃贪除恶还要坚持“打虎”又“拍蝇”,两手都要硬,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还人民一个政治清明的生态环境。

5、严惩司法领域腐败。在法治国家,司法被认为是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能否发挥作用,考验着司法从业人员的价值坚守。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世上不法之事莫过于执行法律的人自己破坏法律。”从广义上而言,司法方面的腐败不仅仅单纯是指司法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收取相关利益方的财物而作出枉法裁决,也包括司法人员的不作为行为。司法腐败是影响整个社会稳定,破坏人民安定团结,损害民生利益的祸根。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等重大刑事冤假错案34起,提振了全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心。2013年至2016年,各级法院共依法宣告3718名被告人无罪,依法保障无罪者不受追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我们的社会中确实还存在着枉法裁判的现象。近年来查获的一批各级公安局长、副局长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有的地方政法系统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充分说明了我们一些司法人员信上不秉公执法,利欲熏心知法犯法,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和良善群众的利益。因此,要强化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把握好权力边界,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6、拓宽信访化解深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报告中指出,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加大信访介入的深入和广度,对农村涉黑涉恶和基层干部与黑恶势力有牵连的信访案件,要更加重视。对一些证据确凿、影响恶劣的涉黑案件及时交办,限期办结,同时将处理结果上报上级党政主要领导,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当好群众的“保护伞”,做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润滑剂、缓冲器。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要完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强化风险预测预警预防,消除各类重大风险隐患。要深化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服务和“互联网+”信访投诉平台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互联网+社会治理”行动,形成社会共促和谐的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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